九合一選舉結束，國民黨慘敗，「修憲」一時之間又成了政壇話題。這次的修憲聲浪，針對的焦點有內閣制、立委選制、青年參政權和兩岸談判的監督等等，其中，要以涉及中央層級權力分配與運作的內閣制問題最為關鍵。談到主張內閣制修憲的陣營，一般可以粗分為兩大類，一是「內閣制鷹派」，他們長期以來不改其志，始終認定內閣制具有迅速而準確反映民意，避免政治權力分配的零合遊戲，行政與立法密切配合等優點，且適用於台灣這種藍綠、族群、統獨長期對立分裂的社會，能夠促進政治黨派的和解共生，避免兩極化，與總統制相比更為優越。這群人也可稱之為內閣制的「理念型支持者」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另一種可稱之為「內閣制禿鷹派」，多數在此時主張內閣制修憲的政客屬於此陣營，他們對於總統制、內閣制沒有固定的信念，往往昨是今非，不斷隨政治局勢演變而變更立場。如今，國民黨敗選，馬英九成為眾矢之的，除要求他下台負責外，推動「內閣制修憲」，讓總統成為虛位元首，更成了「反馬」的釜底抽薪之計。這群順應時勢變化，看有利可圖而主張採行內閣制的人士，也可以說是內閣制的「現實型支持者」。回首台灣的修憲史，多數推動修憲的人士都是屬於個人與黨派利害至上，忽視國家長治久安的「現實派」。從李登輝到陳水扁，台灣進行了7次修憲，幾乎多是從掌權者的一己之私、一黨之利出發而修憲，多是為了鞏固權力、打壓異己而修憲。許多人批評現行憲政體制下，總統有權無責，但是這樣的制度設計，其實正是李登輝修憲的「成果」。原本《中華民國憲法》規定「總統依法公布法律，發布命令，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，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」，同時「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」，這些條文明顯具有內閣制的精神，這是當年張君勱等人制憲時，為了促進中國民主、限縮蔣介石獨裁的巧思。李登輝主導的修憲，卻將中央政府體制改得不倫不類，失去內閣制精神，卻又不是美國式總統制，更和法國雙首長制有很大差別，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無須立法院同意，總統又不直接受到國會監督，行政院長成了總統幕僚長，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制?原則幾乎消失殆盡，這是今日台灣政治體制錯亂、政局動盪的根源。陳水扁執政後期，貪腐問題接連爆發，兩岸關係風波不斷，民意支持大幅下滑，眼看著國民黨的馬英九大有機會在總統大選中獲勝，這時，內閣制之議又起。原本主張總統制，因為可以「凝聚國民意志」、「對抗中國大陸」的人士，現在搖身一變成了內閣制的倡議者，理由是「台灣民主已經鞏固」，「內閣制可以避免總統被中共收買」，而原本不斷挑動藍綠、族群對抗的政客，轉過頭來又大力擁護內閣制，因為可以「促進族群和解」。這波有關內閣制的倡議雖然胎死腹中，但卻也清楚看出其背後的政治盤算。過去幾段修憲痛史，殷鑑不遠，修憲與否，如何修，實在不能再從個人與黨派的政治算計出發，不能再從眼前的政治需要出發，「反馬」固然不宜也不應成為內閣制修憲的原因與動力，謀取大位、政黨輪替也不是支持總統制的主要理由。思考中央政府體制與修憲問題，一要從國家的長治久安著眼，二要從當前體制的利弊得失檢討，三要從台灣的政治特性、政治文化考量。如果通盤衡酌，「內閣制」實在難成為、也不應為當前台灣政治改革的目標。內閣制可說是「議會民主制」，是以國會為國家政治中心的體制，然而，恰恰好立法院卻是最需要改革、也最遭受民眾詬病的對象。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後，雖然一度有不少專業立委進入國會問政，但地方派系、金權代表越來越成為國會的主流，隨著小選區制的實施，立法委員地方化、派系化、家族化的問題日益嚴重，偏重地方經營，忽視國家大政，問政品質低落，遑論有能力入閣、組閣執政。從台灣政治文化考量，內閣制實在有窒礙難行之處。若從國家長治久安著眼，西方國家內閣制的經驗，往往難以擺脫政府更迭、政局不穩，甚至小黨林立的弊害，對已飽受藍綠對立摧殘的台灣政治來說，實在難以再承受這樣的動盪不安。至於針對總統「有權無責」、行政院長「有責無權」，甚至總統權力過於集中等體制問題，「內閣制」也未必是最有效、最直接的解決方案。最便捷的路徑，就是「行憲」，恢復《中華民國憲法》本文中閣揆副署權、立院行使閣揆同意權等條文，可能還是成本最低、風險最小的可行方案。修憲，曾被認為是「政治改革」的手段，但實踐驗證的結果，修憲卻可能成為「潘朵拉的盒子」，我們豈能不慎？又豈能貿然開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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